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裏面發生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二件;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欲望,是五件。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
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學生時代之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著他們來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但是我們現在不幸生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裏,沒有這種常態社會中人應該有的福氣;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於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裏一種不可免的現象。現在有許多人說學生不應該干預政治,其實並不是學生自己要這樣幹,這都是社會和政府硬逼出來的。如果社會國家的行為沒有受學生干涉糾正的必要,如果學生能享安心求學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強烈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責,他們又何必甘心拋了寶貴的光陰,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做這種學生運動呢?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蔣夢麟、胡適,《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1920